专题：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 三位学者获奖
来源：@经济观察报微博
记者 李佩珊
文 / 陈永伟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刚刚揭晓。。今年的奖项由三位学者——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共同获得，以表彰他们在理解技术变迁如何推动持续经济增长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其中，莫基尔的贡献主要在于通过对经济史资料的系统研究，深入刻画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与演进过程；而阿吉翁与霍伊特则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出发，构建了“创造性毁灭”机制，阐明了技术创新如何在动态竞争中驱动长期增长。
莫基尔：知识点亮现代增长
乔尔·莫基尔于1946年7月26日出生于荷兰莱顿。他父亲是一名公务员，母亲是大屠杀中幸存的荷兰犹太人。莫基尔一岁时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便带他回到以色列城市海法，将其抚养长大。
莫基尔的本科就读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并于1968年在该校获得经济学和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他前往美国，在耶鲁大学深造，并于1972年和1974年分别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为“1800—1850年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增长和停滞”，导师包括著名经济史学家威廉·N·帕克、费景汉和洛依德·雷诺兹。
在耶鲁大学完成学业后，莫基尔即进入西北大学工作至今，现为该校的罗伯特·斯托尔茨文理讲席教授（Robert H． Strotz Professor of Arts and Sciences）。在数十年的执教生涯中，他曾指导过五十余位博士研究生。除教职之外，莫基尔还曾担任《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主编、经济史协会主席，并主编《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Oxford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 History）。
作为一位出色的经济史研究者，莫基尔关注的主题是“大分流”问题。但与以往研究者不同，他从文化角度切入，对这一问题作出了独特解释。
众所周知，18世纪前后，东西方开始踏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西欧率先挣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成功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为何中西方发展轨迹会如此不同？这一问题早已有众多学者作出解释。例如，罗伯特·艾伦（Robert Allen）倾向从生产要素成本角度分析，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 North）强调产权保护的重要性，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等则认为贸易扩张是西欧率先崛起的关键动力。
虽然这些观点从不同角度对东西方增长分流作出了解释，但在莫基尔看来，它们都不够充分。首先，现代增长并非局限于一地，而是在西欧广泛扩散。一些理论虽能解释英国或荷兰的发展先机，却难以解释整个西欧为何能同步迈入增长轨道。其次，18世纪前的部分地区增长可归因于制度因素，但18世纪以后，增长速度对制度的依赖似乎减弱，这一点现有理论也难以解释。最后，与前现代时期相比，现代经济增长更具稳健性。战争、自然灾害等外生冲击对传统经济造成的干扰显著，而对现代增长的影响则相对较小，这一特征同样难以用现有理论说明。
针对上述问题，莫基尔提出了一套关于大分流的知识经济理论。该理论最早见于其多篇论文，尤以2005年发表于《经济史杂志》的《现代增长的知识起源》（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Modern Economic Growth）最为重要。随后，他又在《雅典娜的礼物》《增长的文化》等著作中对相关观点加以补充与扩展，最终形成了一套完整理论体系。
在莫基尔看来，现有研究显然低估了“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一方面，相比前现代经济，现代增长对知识的依赖程度显著提高。由于知识可以迅速传播，基于知识的增长也能突破地域和制度的限制，实现广泛扩散。另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广泛应用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应对能力。当面临问题时，人们更倾向于求助于知识而非宗教或其他传统信仰。在知识力量的加持下，外生冲击对增长的影响被显著削弱。
那么，为何知识在18世纪前后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莫基尔认为，关键在于17世纪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启蒙运动对人类社会影响深远。虽然不少历史学者在研究经济发展时也会提及启蒙运动，但通常着眼于其对制度（如产权保护）的影响，却忽视了其对知识体系的重塑。
事实上，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在启蒙运动中开始强调：认识自然规律对于征服和改造自然至关重要，并提倡通过实验探寻规律。这一观点被称为“培根计划”（Baconian Program）。在莫基尔看来，培根计划的提出是知识在经济增长中地位显著上升的关键转折点：一方面，它激励了人们投身科学研究的热情，大幅增加了知识的数量；另一方面，它也极大增强了知识的可及性（Accessibility），促使既有知识得以更有效地传播与利用。
在这两个方面中，莫基尔尤为强调后者——即培根计划对知识可及性所产生的强化作用。在论文中，他列举了几项原因来说明知识可及性如何增强：第一，从技术层面看，培根计划促使更多知识以统一术语被记录下来，并催生了学术期刊等知识传播媒介，显著降低了获取知识的成本；第二，培根计划重塑了社会文化，改变了人们对知识的态度，鼓励分享发现、学习交流；第三，相关制度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发展，例如大学、学术会议等知识传播机制逐步建立；第四，知识的社会需求显著提升，人们愿意为获取知识付出代价，这反过来又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莫基尔曾对《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各国描述的行数进行统计，并以该数值除以当地人口，构建出“启蒙运动指数”（Enlightenment Index）。他采用了两种方法：第一种仅统计提及该国的行数，第二种在此基础上加入对该国具体地区的描述行数，因而得出两个版本的指数。当然，这两种指数在数值上大致一致。比较各国的启蒙运动指数后，莫基尔发现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等地的指数远高于传统上被认为是启蒙中心的法国，而这种分布恰好与欧洲经济起飞的顺序一致。
当然，“启蒙运动指数”这类指标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主观性。因此，在其多部著作中，莫基尔还探讨了如学术期刊创办、科学团体兴起等反映知识启蒙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研究结果也基本一致。由此，他论证了知识启蒙在推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阿吉翁：“富二代”学者
法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富二代”。他的母亲正是著名的市场设计师、奢侈品牌蔻依（Chloé）的创始人加比·阿吉翁（Gaby Aghion）。不过，阿吉翁并未继承母亲的时尚事业，而是选择经济学作为自己的志业。
1987年，阿吉翁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由三位导师共同指导，分别是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一般均衡理论专家安德鲁·马斯克莱尔（Andreu Mas-Colell），以及微观理论专家杰里·格林（Jerry Green）。毕业后，他进入麻省理工学院任助理教授。两年后，他回到法国，出任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研究员。此后，他辗转欧洲学术界，曾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伦敦大学学院等机构任职。2000年，他重返母校哈佛任教。2015年，他应法国总统奥朗德邀请，回到法国担任经济顾问（也有传言称其归国是为继承刚去世母亲的家业）。同年，他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至今仍在任。
阿吉翁的研究领域集中在创新经济学。但与许多聚焦创新红利的理论家不同，他不仅关注创新带来的好处，也重视其潜在的阴影与破坏。他将20世纪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思想引入现代经济学，借以说明技术进步如何通过破坏旧有结构而推动经济增长。
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他与合作者彼得·豪伊特（Peter Howitt）共同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内生增长的论文。众所周知，现代增长理论起步于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其模型虽以简明形式奠定了增长研究基础，但其中最关键的增长动力——技术进步——却被视为外生变量，是一个“黑箱”。为揭示这一“黑箱”的内在机制，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学家陆续展开探索，逐步发展出所谓的“内生增长理论”。
根据理论内核的不同，内生增长理论大致可分为三大流派：一是以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强调知识的内生创造；二是以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和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为代表，突出技术扩散、互补性与市场规模的作用；三是阿吉翁与豪伊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理论。
在这一理论中，阿吉翁与豪伊特假设：产品生产需依赖某种技术作为中间投入。掌握该技术的企业将因技术领先而拥有市场支配力，获得超额垄断利润。而技术进步的实现依赖研发投入，其成功具有不确定性。一旦研发获得突破，产生了新技术，旧技术便会被淘汰或“毁灭”。因此，技术变迁带来双重效应：一方面，更优的新技术提高了长期增长潜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旧技术的淘汰则会对原有企业和相关利益集团造成冲击。社会福利的净变动，则取决于这两方面力量的对比。
与罗默模型相比，阿吉翁—豪伊特的理论有助于处理更多复杂问题：首先，引入技术研发的随机性，模型可以用于分析技术变迁如何与经济周期互动；其次，因纳入了新旧技术的替代与博弈，该理论更能反映技术更新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为竞争政策、产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例如，掌握旧技术的既得利益者往往会试图维护现有地位，阻碍新技术的扩散；这恰说明了保障公平竞争机制的必要性。又如，在新旧技术更替中，原本依赖旧技术的产业可能遭遇失业问题，此时社会保障与再就业培训便显得尤为关键。
除了内生增长理论之外，阿吉翁还广泛研究了创新背后的微观机制与制度因素，例如持股结构、融资环境、公司治理、企业异质性等。他也积极关注创新政策的社会效果，如创新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明人才的培养机制等。近年来，他出版了代表性著作《创造性毁灭的力量》（The Power of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ic Upheaval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系统梳理了自己数十年的研究成果。
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与中国学术界渊源颇深。自上世纪90年代起，他便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讨论。他的部分研究成果也被引介入国内学界，并曾荣获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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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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