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雪萍/文翼牛网
《制造规则》是一本突破“工业化思维”认知边界的书，罕见地展示了工程师在制定标准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这让我们对那些支配世界的隐秘力量有所察觉，随后恍然大悟，进而有冲动参与其中。
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我们彼此不认识，然而我们眼前的商品几乎拥有一样的尺寸，比如A4纸的大小，或者螺钉的尺寸。显然，有人定义了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还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是谁？这是一群制定标准的人。他们的武器之一，就是共识。
一个三角
标准的形成，实际上是由工程师、市场和政府所组成的三角关系决定的。一般情况下，政府是这个三角中最薄弱的一环，经常处于被动地位。
尽管政府机构仍然是民间标准制定的推动者和使用者，但公共行政者通常容易成为阻碍标准制定进程的因素。正如书中所说，需要解释的“不是政府为何常常不参与标准的制定和施行，而是政府为何在少数情况下这么做了”。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组织至关重要，而工程师的共识则威力巨大。工程师们往往借助委员会机制，通过共识推动标准的制定与实施。一些经济学家将此现象称为“委员会标准化”，从而优于“政府标准化”或者“市场标准化”。
市场标准化，类似一场群雄逐鹿的淘汰赛。
QWERTY标准键盘（全键盘）并非最优选择，好多键盘的布局都比这种布局效率高。QWERTY的出现，最初是为了防止打字机上相邻字母的键帽相互纠缠导致墨带卡住。当打字机被电脑取代而退出市场时，这种键盘布局跟随着指尖记忆，顽固地延续到了电脑上。随后，它又从电脑“传染”到智能手机上。
Windows操作系统凭借其广泛的用户基础和易用性，在市场竞争中接连击败其他操作系统，并进一步在企业级服务器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与此同时，Unix系统在服务器市场的份额逐渐被挤压，最终形成了以Windows Server和Linux为主导的现代服务器操作系统格局。
这些就是“市场标准化”，是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企业倾向于在很长时间内维持竞争状态，但这会导致大量的竞争性消耗，包括成本和时间的浪费。而且，其结果并非总是最优的。
“市场标准化”有时甚至无法达成统一的结果。例如，当我们出差的时候，去欧洲需要带欧标充电插头，去美国要带美标插头。如此简单的插头标准都不能统一，就是因为当时电气插座的发展及国内标准形成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国际标准组织的制定速度。后者无能为力，留下了如今这种无法统一的局面。正是因为这种情况，人们有时会信奉“委员会标准化”所实现的标准化可能优于市场的选择。
这本书最有看头的地方在于，它提醒我们，一个好的标准制定需要两点：一是个人魅力至关重要，二是组织效率无与伦比。
到处都是人的力量
很多人以为，标准都是由大公司盛气凌人的商业领袖制定的。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很多时候，标准是由一些不太关心商业世界的“工程极客”制定的。他们牺牲了个人的时间，去完成与全球各种不同的想法的连接。
这些人远远没有企业家那么风光，也没有一个鲜亮的品牌。他们在隐秘的角落里交流，时而争论，但更多时候凭借专业洞见、独立判断和彼此信任达成共识。最终，他们构建出了一种软性的基础设施，而整个商业的基础都建立在其上。这本书提到的一个案例是，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翼牛网，“草案编辑”拥有的巨大权力。他们往往是由各商业公司派出的，但在实际标准制定过程中，对他们的监督却很少。
虽然标准所形成的目标往往是生产工业化，但制定标准的过程具有作坊式的特征——少数人控制了一个新概念的内涵和细微的语义，成为隐形的规则主导者。例如，在网络加密工作组中，一个个性十足的强势者很容易“把持朝政”，其间有时是一个漫长的争论、妥协，甚至相互不理睬的过程。W3C的网络加密标准，仅仅因为草案编辑的个人情绪，就导致标准制定不断推迟。谁能想到，标准制定中也会有个人情绪呢？
有时很难理解，少数我们看不见的人，那些完全不知名的工程师，实质性地控制着标准的走向，最后影响的却是数千亿美元甚至上万亿美元的生意。然而这些工程师又是敏锐的，他们能够判断技术正在发生的变化，并且能够与跨学科的技术系统达成共识，从而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这些参与标准制定的志愿者，其实也可以被视为具有“标准化企业家精神”的角色，而这是我们以前未曾关注到的群体。
如果说，工程师、政府和市场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三角关系，那么标准制定者则是工程师、企业家和外交家三者的交集。工程师懂技术，企业家则有持久的推动力，他们能让事情从零到一。而制定标准的整个过程充满了妥协的艺术，这正是外交家的魅力所在。标准的制定，整体上活跃着人的力量。喜怒哀乐，都会在标准的草案里留下痕迹。
令人赞叹的组织
这些工程师是怎么组织起来？标准化组织的运行机制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效的组织运作模式之一，但它也是常被忽视的组织成功密码。
ISO（国际标准化组织）位于总部瑞士日内瓦的员工只有几百人，却形成了上万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会聚了数十万专家，活跃于由全球160多个国家的国家标准制定机构所形成的组织中。ISO目前有5000多个标准，在未来希望能够每年制定1000多个。
这种高效的组织是如何传达指令、形成闭环的？它又是如何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形成国家间的共识的？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些问题仍然是一个谜。这可能是全球最传奇、最有影响力的组织。
说到底，标准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关乎组织效率。这是科技攻关中关键却被忽视的问题。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而各个国家作为成员组织机构，则致力于将国际标准“翻译”成本国标准。然而也有完全不同的组织，如因特网工程任务组（IEFT），它一开始就专注于制定全球范围内被采用的特定行业标准。ISO代表全球标准国家化，IEFT则是特定行业标准的全球化。无论如何，这些组织都呈现了“通过合作来做更多事情的能力”。在其背后，是一个松散、广泛但不乏严谨的组织网络。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实现标准化以及达成资源性共识，是降低企业之间协调交易成本的有效手段。其组织网络充分实现了全球不同语言、不同肤色人群的连接，往往采用一种最为经济高效的方式。其中也有一些成员的工作是无偿的。
毫无疑问，标准组织的发展历史，也是一部全球社会动员史。
三次浪潮
这本书描述了私人自愿性标准制定的三次浪潮，工程师浪漫主义的形象贯穿其中。
第一次浪潮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直到大萧条时期。这是一个工业化在全球各地蓬勃发展的时代，工业化进程以及不断扩大的通信和运输网络催生了对不同类型标准的需求。第一个通用国家标准组织——工程标准委员会（ESC）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英国诞生，它是当今英国标准协会（BSI）的前身。这标志着工程师开始崭露头角，而其反映的是一种国家工业竞争力的发展。随后，工程师们又建立了第一个特定领域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
这次浪潮确立了自愿采用标准、平衡各个利益相关方、过程体面，以及在国际机构中采取每个国家一票等原则。
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展现了标准制定工作从国家层面向国际层面的转变，说明在电子时代，国际标准而非国家标准变得愈加重要。其中典型的例子是在“二战”后兴起的ISO。人们对它的热情超过了标准制定者的想象，这背后其实是全球化繁荣的景象激发的想象力……每个国家都渴望参与全球化贸易以获取财富。当一个个企业在与其他国家的企业做生意时，ISO标准成了一种有力的背书。
第三次浪潮发端于数字技术领域，最后融入环境和社会责任标准之中。计算机网络标准之争促成了因特网工程任务组（IETF）的诞生，也推动了为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世界而提供实用标准的联盟崛起。
IETF没有正式成员，秉持“大致共识和运行代码”，也就是拒绝官僚式的投票规则，要求新的协议或代码在成为标准之前必须已实现可互操作性。
而W3C则采用会费模式。所有成员组织无论会费多少，均享有同等投票权，体现了开放性和平等性。此外，它还接纳免版税政策，践行公共利益优先的运营理念。
然而，最近的标准化浪潮并不仅仅是关乎信息技术的，还包括一些全新的东西——促进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改善各类组织中工人的条件，以及在企业社会责任语境中考虑的大多数其他议题。实际上，ISO9000认证对优秀企业的帮助有限，但一些公司仍将其视为必要的经营成本，以向客户做出承诺。
很多中国企业是通过获得ISO认证与跨国公司连接在一起的。
它们执行了其认证的要求，并非仅仅为了获得证明书，也致力于将这些规则注入公司的基因。此举塑造了大批高度国际化的公司，这一点在不少中国企业中能够清晰地看到。
这三次标准化浪潮分别体现在几个产品或标准上：蒸汽锅炉、螺纹标准、集装箱和互联网。19世纪晚期，锅炉爆炸事故频发，促使国家出台强制性标准。螺纹标准的制定则依靠工程师民间组织的推动。标准全球化的成功典范是ISO标准集装箱。它最初在美国标准协会（ASA）中被提出，然后经ISO流程确认，因能显著促进贸易而被广泛使用。然而，这并非易事，看看电视国际标准的失败就知道了。
在经历了黑白电视国际标准制定的失败之后，彩色电视国际标准之争也未能取得成效。在美国，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竞争导致彩色标准系统难以统一，使得美国国家标准搁浅；在欧洲，法国也未能与其他国家的电视标准保持一致。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利益的博弈表明，政府和监管体系可能会阻碍国际标准的制定。
互联网的标准化则更具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那些“好斗的工程师”具有开放性的特征，从一开始就以全球化的姿态发展，容易摆脱国家约束。虽然美国在互联网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但其他国家也并非没有机会。
下一次浪潮可能在中国
经济一体化的压力和社会的复杂性，都会反映在标准之中。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精神面貌，也会投射其中。在标准形成的过程中，民间组织的活跃程度比市场和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2010年首次超过美国，2022年占全世界比重为30.2%，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中国能否成为下一次自愿性标准化浪潮的引领者？中国企业正在大力向海外拓展，这必将进一步拓展全球化的空间。那么，中国制造业是否有机会在以自愿性为主体的标准化过程中引领潮流？
中国有机会做到这一点。
中国在电力标准方面其实已经走在了全球前列。随着中国西电东送带动的超高压技术的发展，中国在电力领域取得了多项突破，这使中国在国际电工委员会（IEC）中拥有重要的话语权。很多与电力相关的技术委员会都设立在中国。此外，中国在动力电池、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智能硬件（如无人机）等领域都展现出了惊人的活力，在通信领域更是表现卓著。截至2024年底，中国在全球声明的5G标准必要专利中占比超过41%，这一数据充分彰显了中国在5G标准制定中的主导地位和关键贡献。如果说前三次标准制定的浪潮前后跨越100多年，我们未能赶上，那这一次，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
这本书填补了我们认知上的一个巨大空白。它掀开幕布，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注意过的标准制定的舞台。这本书最大的启发是：标准虽是制高点，但并不神秘，它的形成充满了人的气息。这是一个由技术极客、工程师和企业家精神混合而成的江湖。在一个由知识和魅力驱动的世界里，中国面孔能够更多地出现。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发展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本文为《制造规则：国际标准建立背后的历史与博弈》一书序言）翼牛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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